汇率者，货币间的市场之价也。譬如近来又吵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无非就是多少人民币换一美元的市价问题。以变动的趋势着眼，用比今日之汇价更少一点的人民币就可换得一美元，人民币就是升值了。反过来，用更多的人民币才换得同样一美元，人民币则贬了。

市价有什么好吵的呢？在日常生活里，你我不是天天要进市场，时时要与市价打交道吗？经验很真实：早餐之价不要吵，铅笔文具之价不要吵，衣帽鞋袜之价也不要吵。市场之道，可以讨价还价，但不需要吵。讲不成价钱也好办，买卖不成仁义在，还有下回哩。从没见过“白菜升值派”，隆重其事写下白菜应升值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卖白菜的只要对其他买家的光顾信心满满，不改口自己的出价就足够了。

是不是汇率涉及与老外的生意，所以就非吵不可呢？也不尽然。今年1月到达沃斯开会，来回搭乘德国汉莎航空的班机。我的立场，摆明是希望自己口袋里的人民币对汉莎机票升值的。无奈寻来比去，同等条件下没有他家航空公司可选，只好屈从对方——那分明是可恶的人民币贬值派。相比之下，成都远郊的农民比我本事大：他们也是人民币对可口可乐汽水的升值派，却足不出村就可以在小卖店里购得只有城市销价五分之一的可口可乐。胜利可不是吵来的，那只是因为其他竞争者逼得可口可乐不敢多要一分钱！

市场之价为什么无须吵？我的理解，市场其实是一套靠行为定价的游戏。天下买家大同小异，差不多个个都是自己持有货币的天生升值派。卖家也大同小异，都是顾客手持货币的贬值派。问题是，市场里的升值贬值不需要吵，大家出价就是了。横竖买家与买家争、卖家与卖家争。至于升值派能不能赢，决定的因素是卖家营垒的竞争程度是不是压过了买家营垒的竞争程度。若是，吵不吵无所谓，买家所持货币终究要升值；若不是，吵得再凶，买家的货币也挡不住对卖家的商品贬值。

这是说，凡能够以行为定价钱的，吵闹就多余了。从这点看，市场就是以出价竞争的行为代替口水和政治辩论的一套制度。是的，古往今来，自发的市场熙熙攘攘，但绝不吵吵闹闹，更不是好勇斗狠之辈喊打喊杀的好去处。不是市场里没有利害关系，无论中国人与中国人，中国人与外国人，还是外国人与外国人，买卖各方的利害分歧与生俱来，这点亘古不变。但是，在市场制度下，可以出价定胜负，吵闹实在多此一举。

人民币汇率究竟中了什么招，要这样吵了又吵？远的不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不了多久就传来“国际声音”：人民币不要贬。五年后，国际呼声转为“人民币要升值”，而同情中国的老外学者，一般说升值绝不可取。国际上开吵，国内也跟着吵，升值派与不升值派营垒分明。也有学者开始主张人民币绝不能升值，等到政府决定于2005年7月开始小步升值，又说缓升也许是必要的。再过三年，全球金融危机横扫神州大地，人民币升值之声让位于全球救市。不过还真有人倒算，人民币升值是比美国金融危机还要厉害的中国经济杀手！又过了一年，后危机时代幡然来临，人民币升值的呼声重起。这回动静可大了：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多位美国议员，直到美国总统，一起放话要人民币升值。冷眼看去，正派反派的论据无数，却不见有人问出缠绕我心头好几年的一个问号：他们为什么吵架而不出价？

我的问题是冲着升值派去的：你们要是真的主张人民币升值，何不带头——然后带领所有赞同升值主张的人们——大手以美元买人民币呢？这里的经济逻辑很简单：大手以美元买人民币的 “买压”，总比大呼小叫人民币必须升值的“言压”管用吧？我的问题也是冲着人民币绝不升值派去的：要是真主张人民币不升值，大手拿人民币买美元不就得了？！更一般地，我的问题是冲着所有“有主张”的人们去的：用行为而不要用言辞来表达阁下的主张。

说来不容易相信，我的问题来自一次令人尴尬的经验。那时听一位朋友讲述人民币绝不应升值的理由，他讲得实在头头是道。我知道他海外归来，问他自己是否多持了一点美元。不料他很吃惊：早把美元卖掉了呀！受此刺激，我以后听到“主张”就非联想到“行为”不可。蒙代尔说人民币汇率不可升，我想问他为什么减少在美国的时间到中国来领北京绿卡？克鲁格曼说美国惟有压迫中国升值，我想问是否中国人也可压迫他接受以人民币计价的美国薪酬？130位美国众议员联署要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我想问他们干吗不来点真格的，干脆拿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换他几十万亿人民币？看来人们还真不把经济学当回事。这门以解释行为为己任的经验科学，最起码的坚持就是把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人们的言辞、特别是关于他们自己行为的言辞——作为研究的对象。

所以，我的问题说到底是冲着自己来的：在热烈地争论人民币汇率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之前，我们究竟搞清楚了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怎样决定的吗？容我强调一句：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汇率主张”，而是在每个平常交易日的早上9点15分，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那个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2010年4月12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8259元），实际上到底是怎样形成的？